Ludovic Andral 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时尚摄影师，我们没有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介绍，不过没有关系，你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慢慢的了解他。他的网站在这里。 http://www.andralludovic.com/
《一个千年的非线性历史》
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
作者：德兰达(Manuel De Land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哲学教授
【译者城市笔记人按：谢绝一切形式的转摘。那天看了crusader推此书，就找来7年前的译文。当时，流行“复杂学”“非线性史学”。。。德兰达就是这批潮人里跨了好几个界去写城市史的人。。。因为写城市史且写得视角不同的作者并不多，所以，就读了这本书。。。明显地，这是一本靠“视角变化”去组织史料的书，所以，甭在史料和史学上挑它，也许就可以看得下去。此处，仅贴首章。】
第一部分：熔岩与岩浆(lavas and magmas)
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地质史
我们活在一个满是结构的世界里—一堆复杂的地质、生物、社会、语言建构(constructions)，它们不是别的，而是被历史凝结和塑形的物质积累。我们因为深陷其间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与其它环绕我们的各种历史建构们交往着，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我们制造了新的组合，其中有些组合拥有了显现的性质(properties)。反过来，它们合力的组合，不论是否是起源于人类，都变成了进一步混合的原材料。这就是居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众多结构们获得它们丰富性的途径，当着新材料进入这个混合之后，就引发新形态的繁荣。
例如，在有机世界里，软纤维（凝胶体与气胶体、肌肉与神经）一直站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直到五亿年前。在那样一个点，形成生命的肉物质-能量的聚合体中，某些发生了突然的矿物化，构造活体生物的一种新材料出现了：就是骨头。仿佛服务于生物活体出现的下层矿物世界是要重新证明自己似的，矿物世界仿佛在宣称，地质不只是遥远的地球进化初始阶段的东西，它还与这些柔软的、凝胶的新来者同在。原初的骨头，是一个中心钙化的硬棒，它后来变成了脊椎，让动物们能够对新的运动形态有所把握，它把动物们从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真地让它们动起来去征服天上地上水里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骨头使得我们作为脊椎动物所属的门复杂起来的同时，它也没有忘记它的矿物出身：它是活性材料中最容易石化的东西，也最容易跨过门槛回到岩石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地质记录的大部分都是用化石骨头书写的。
人类的内骨骼(endoskeleton)也是远古矿物化的众多产物之一。但，这还不是人类物种经历的仅有的地质渗透。大约八千年前，人类的人口也开始了“矿物化”(mineralizing)，人类开始发展一种城市外骨骼（exoskeleton）：日晒的黏土砖成了人类住居的建筑材料，住居环绕着纪念物或被石头的纪念物和防御性的墙所环绕。这样的外骨骼同内骨骼相似：就是去控制人类肉体出入城池的运动。城市的外骨骼也规定着许多其它东西的流动：例如奢侈品、消息和食物。特别是，在许多城市与城镇中心都存在着定期的集市，构成了可靠的发动机，时不时地将人流物流从远近地区拉来，然后又沿着贸易的路线将他们打发走。
这样，对于聚集而居的人类，可以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就象骨头与我们肉身部分之间的关系那样，担负着同样的控制流动的功能。而且，在这两种情形下，给那个混合物里加上一点矿物质都会带来奇妙的混合爆炸，极大地增强动物与文化设计的种类。当然，我们必须小心这样的比方。特别是，我们应该注意避免将城市比做有机物的错误，尤其是这样的比方往往意味着（如过去曾意味着那样）二者都存在着一个内部平衡或社会平衡的状态。其实，城市中心和活体动物都必须被视为不同的动态系统，它们的运做远远没有平衡可言，而是被或强或弱的物质-能量流不断地切入，促成了他们独特的形变。
的确，自从古老富饶的新月地带开始，城市形态的生长(morphogenesis)就依赖于对非人类能源消耗的密集化（intensification，也可译为强化）。人类学家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Newbold Adams）把社会演化仅仅视为能量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另外一种可能形式，他指出，密集化(intensification)最早的形式就是谷物的种植。因为通过光合作用，植物把太阳能转化成为糖份，种植增加了输送到人类社会的太阳能。当食物生产进一步密集化之后，人性就跨过了一个分岔点(bifurcation)，创造了城市结构。反之，那些统治着早期城市的精英们也让其它形式的密集化变成为可能—诸如通过开发大型的灌溉体系—城市中心变成了皇城的形态。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谷物种植只是强化能量流动的诸多可能方式之一。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也指出，城市们的出现可能有着通往密集化的不同道路，比如秘鲁城市生活的出现就是靠一个水库里的鱼来供养的。这里重要的不是农业本身，而是通过一种社会物质-能量流动的高度强化，才能保证密集流动的城市形态的变形。
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城市兴起于物质-能量的流动。但是一旦一个城市矿化的基础设施出现，在服务于这些流动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些新的约束，或强化流动或限制流动。不用多说，城墙、纪念性建筑、街道以及城里的房子，如果仅靠它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约束是微弱的。当然，它们从来都不是靠自己工作的。因此，我们对城市动力的历史探求必须包括对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制度（institutions，也是机构的意思）进行分析。这里的制度可以是管理城市的官僚机制，也可以是激活城市的市场。虽然这些制度都是人类集体决策的产物，但是一旦制度确立，它们就会向其中的人类组成施加压力，去限制和控制他们，或相反，把人弄得团团转，加速他们的转变。（因此，在小范围内，制度永远都会有积极和消极的约束）。
在公元后第十一个世纪前后，一场巨大的农业密集化使得欧洲的诞生成为可能。正如研究中世纪技术史的怀特（Lynn White, Jr.）所揭示的那样，在第二个千年的前几个世纪，“一系列的发明出现了，它们一起形成了一种更显著高效的剥削土壤的手段”。这些发明（深耕、新的驭马技术、空地体系、土地耕种三年轮换制）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扶持，只有当这些发明彼此组合的时候，它们的效力才能够被发挥出来。由这样技术之网生成的能量流动的增强，给予了欧洲人重建外骨骼的机会。欧洲当时的城市骨架大部分已经随着罗马帝国坍塌了。从公元1000年起，大量住在城里或城堡里的人口群体出现在两个大区：在南方，沿着地中海的海岸，在北方，是沿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贸易水道的海岸线。
如城市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城市化从来都是一个不连续现象。突然的高速增长之后，跟着是长期的停滞。在欧洲，发生在十一、十三世纪之间的城市建设热潮也不例外。北方很多大城市象布鲁塞尔、安特卫普、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而那些意大利和莱因流域的古城们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变。但是，这段城市发展的加速还远不及五百年后的加速。当另一种新型能源流动的密集化方式被发现之后—这一次，是对化石燃料的剥削—带动的是1800年后一场新城诞生与增长的竞赛。有趣的是，真正繁衍的不是依靠煤的工厂性城市，而是“中世纪城市化的浪潮”才为欧洲城市的结构留下了最多的持久特征，这些特征一直影响着历史的轨迹，并带入了二十世纪。
城市可以通过两种基本过程发生与成长。一个城市可以是自行发展的，比如跟从地景的地貌特点形成其不规则的形态，或者从那些联合成城市的分散的小村庄们那里继承来它的形态。中世纪的威尼斯就是这种情形。它那些迷宫般的街道就是这么来的。另一个方面，一个城市也可以是有意识地规划出来的；可以把一个规则的、对称的形态强加到城市的发展之上的，去构筑一个有秩序的聚集地。公元1300年后，城市发展进入了减速期，很少有规划的新城出现，或许，反映出这一时期里逐渐强化的政治集权化趋势。凡尔赛城，有着方格化的道路、而且条条大路都汇聚在权力中心，可能正是权力中心化最好的图式。然而，一个自我组织的城市和一个规划城市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首先在形态上的，而是表现在那个形态产生以及随后发展背后的决策过程上的。有些有规划的城市可能会被故意弄得街道弯曲去摹仿“自然”形态，而有些街道网络是格子形式的城市可能源自其自发的演化，格子可能是特定环境使然。进而言之，大多数城市都是上述两种过程的混合体：
“如果我们随机从不同历史时期拎出几百张城市地图来看看，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基本的理由去质疑根据几何将城市二分的实用性。我们会发现，城市形态中的基本二种—规划的和‘有机的’—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在欧洲，对历史古城的中世纪密集核心的新建部分，往往是规则化的。。。大多数历史古城，它们几乎都是大都会的规模，却是迷一般的故意的、自发性的组织。它们充满变化地交织着、并置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这两种城市形态从来不会形成相邻的关系。它们会蜕变。城市图版上的早前的几何形态会随着时间被不断地改写，原本可能规则的格子平面会被后来一个到处是尽端路和曲巷的迷宫所淹没”。
人性的矿物化因此是某些中心机构对城市空间有意识的操纵与没有中心“决策者”的许多个人活动共同作用的产物。但是，无论二者之间如何共存并相互转化，这两种过程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典型形态，还是可区别的。一方面，格子是“在单一社会目的下、组织一个同质化（homogenous，也可译为均质化、同一化）人群最好和最快的方式”。而当一些异质（heterogeneous，也可译为差异化）人群自发地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则更倾向于将自己组织到一种相互交织（interlocking）的城市形态之中，彼此交织却并没有同质化。
即便从一个严格的物理学观点看，城市建设的加速都是能量流动的密集化结果，一个城市的真实形态来自人的决策。根据决定一个城市中（相对于城市的物流体系而言）能量流动的社会制度，我们还可以区别出集中化的决策与分散化的决策这两种。一方面，我们有官僚的等级结构（hierarchy，也可译为等级制度），具有着有意识的目标和高度的控制机制。另一面，有农民和小镇市场的自我组织结构，自发地源自许多个人活动，他们的利益只是部分地叠加（我这里想到的是那些每个礼拜人们才相聚一次的集市，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场：现代意义上的商场是由许多中间人加入的、消费者们耗散式的汇集）。
官僚的存在就是要对能量的剩余价值实施有计划的勒索（税、贡、租、强制劳动）。官僚会以与它的能力相匹配的方式扩张，去控制和处置那些能量的流动。相比之下，市场是独立决策人时常相聚的结果，不论是在一个教堂前、还是在两个地区之间，这样常规性聚会代表的是有机会去买卖或交换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的能量分配体系之间的区别就和前面的区别精地平行着，只是在一个更小的规模上罢了。一个系统把人划入一个官僚内部同质的若干阶层中的某一类，另一个系统把形形色色人等汇聚到一个市场内，在那里，他们彼此互补性的经济需要得到满足。
但是，市场和官僚不止是材料与能源资源分配的集体性机制。当人们在一个中世纪的市场内交换物品的时候，易手的并不只是资源，还是“所有权”（rights of ownership），也就是使用该资源并享受它所带来的福利的权利。这样，市场交易就涉及到了集体制度性规范的在场（presence of collective institutional norm）（比如行为的准则、合同的执行）。同样地，中世纪的官僚也不是只通过中央命令来控制和再分配资源的组织，这些官僚自己也是一套相互稳定的制度性规范、合同的接合点、服务于集体行为架构的套路。官僚背后的规则趋向于正规化，而不是象市场后面的那些非正规的行为准则或传统。更重要的是，官僚机制趋向于变成一部“宪法”，就是限定出统一、同质、常规的企业合同，而不是集市交易时极易破碎的异质化双边合同。
市场与官僚，非规划与有规划的城市，还是一种更加广义的差别的例证。这个更广义的差别就是：多元要素自我组织的网络与统一要素等级之间的区别。同样，网络（meshwork）与等级（hierarchy）不仅会共存还会交叉，彼此促成。例如，当市场生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它们更趋向于产生出商业等级。在中世纪的城市里，那些个大型交易会(trade fair)就是这种情形。比如十三世纪的香槟交易大会们，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甚至倾城出动。“一个交易会是可以被视为一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许多地方性物品、那些便宜和易坏商品的小型交易，越往上走，就是那些长途贩运的昂贵的奢侈品交易。在塔尖，正是活跃的货币市场—没有它，所有生意可能都做不成、起码是不能很快地做成”。
一旦市场的成长超过了地方性、定期性聚会的规模，市场就会被分级，并从上开始给予组织，生成一种杂交形式：一个网络们的等级。相反的杂交形式就是等级们的网络，就象中世纪权力体系所展示的那样。宫廷、地方贵族、教会等级体系都会进入这个复杂、难解的体系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超级-精英”能够全面地规范所有的混合体（mix），所以地方性约束（不断变化的联盟、休战、法律辩论）与旨在稳定的正规程序同时在工作。如果在这里我们再加入在西方国家和教会来自异质的源头（不象中国或伊斯兰世界，所有等级结构都在同一种文化传统中生成），这个千年早期的权力体系真地就是一个等级组织的网络。
应该看到，网络与等级不仅能够促成复杂的杂交体，而且不断地彼此生成。中世纪初级官僚参与规定了市场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当市场腹地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对争议公裁）或者是为大型交易会提供安全保障。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仅仅是存在一个指令性等级就会意味着一个官僚体制的整体规则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在中世纪，规定经济生活的规范—那些保障合同被执行、度量和货币能保持稳定的规范—绝大部分都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基于自我抵抗、报复、和其它地方性控制的。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中世纪经济规范的执行是集中决策与自我规范机制结合的产物。这个“自我规范机制就是在所有国际社会成员都能够感受到的共同利益的生活常识与恐怖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公元1000年后欧洲崛起的城市和城镇的众多人口基本上可以根据他们相对的网络和等级成分来分类的。绝大多数的聚居地只是小镇，其中少有指令性成分，而主要的是市场。超过半数的欧洲城市居民生活在这些地方性的市场中心的，尽管每个镇的人口都超不过两千人。然后是中间规模的镇（少于一万人），它们中加入了某些地方或区域性行职能，具有了较多的指令成分。在小镇中缺失的两个职能—对道路的控制和对旅行者的管理—在这样的镇中就有了。在更大一些的聚居地里，存在着更多种类的制度性形式：法院、监狱、医院、宗教组织。但是当复杂性增加之后，城市的数量也在减少：在北欧，有将近3000个小镇，中型镇只有220个。密集型的城市聚居更是少数，同时它们也担负着更多的职能：
“人口超过10000人的城市在中世纪欧洲会很显眼，北意大利和弗兰德地区除外。那里遍布的服装产业，以及贸易的繁荣促成了相对较密的城市化。在其它地方，大城市是跟复杂的行政、宗教、教育、经济职能相关联的。许多大城市—比如，巴塞罗那、科隆、布拉格—都有大学以及许多的宗教机构。它们的经济是多样的，并吸纳了大量的匠人和服务人员。。。1330年的大城市们是因为功能的多样才有了规模。。。同样的话可以套在中世纪的几个城市巨人的身上，巴黎、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都是商业和制造业的城市，也是政治首都”。
城市中心这种可以由规模和复杂性进行内部区别的多样性，可以和其他地方城市人口有得一比。在伊斯兰和中国，城市化爆炸的时间起码比欧洲要早上两个世纪。但是在上述这两个地区，城市与城镇不得不面对更高的社会政治实体的竞争。在西方，这个实体很晚才出现，它就是：中央国家。在这个千年的早期，伊斯兰已经有了许多类似西方的城市（科尔多瓦Cordova、西塔Ceuta），也有了巴格达和开罗这样的大城市，皇家等级在那里发挥着作用。一样，中国大多数的城镇也要服从于一个中央的权威，而不能对通过自己城墙的那些人流、物流自行做主。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是少数几位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西方在这个千年里最终形成的统治正是来自西方城市中集中和分散决策的不同结合：
“从宋朝开始一直到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政府职员行使的权力在不断强化。在市场观念与政府观念之间的背离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只要在受到地方性或个人性批评的时候，政府官员能够动用强大的警察力量，混合体中的指令性成分就会稳保其统治地位。。。也正是这一原因，在十一、十三世纪之间、欧洲商业和工业扩张所展示的自动催化特点从来都没有在中国发生”。
简言之，麦克尼尔的假设就是，当等级成分压倒网络成分的时候，爆炸性的、自我-激励的（“自动-催化”）城市动力是不可能出现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好象也同意这样的假设，他相信，在西方，“在激荡的城市演化历程中，存在着一个动态的模式。而在世界其它地方，城市生活的模式则是绵长、直线、不被时间切断的”。有关这种许多西方中世纪城市自催性动力的非线性与难以驾御性的特性，一个例子就是推动城市增长的能量流密集化的排序。首先是农业的密集化带来了人口的剧增以及许多新城的诞生。然后，在古代，这些城市中间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剧了能源消耗的密集化。这包括把流水的能量驯服为磨房的动力、铁匠房里机动锤的动力、以及缝制服装的动力。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十一世纪的工业革命—受的是太阳能（农业）和势能（水）的恩惠。
除了初始能量之外，麦克尼尔和布罗代尔所指的湍流动力还与另一种流的密集化有关：钱。这里，由系统生态学家奥顿（Howard Odum）所开发的货币理论虽然简单却很有用。奥顿说，货币就象能源，只不过它与能量运动的方向相反：能量是从农业乡村流向它们所供养的城镇，而货币则从城镇流向乡村，用来买食物。“能量的流动使得货币循环（包括花在文件、银行业务、完成交易的能量）成为可能，操纵货币就可以控制能量的流动”。把奥顿的学说放在中世纪生活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前面所说的市场与指令成分的混合。与通常的假设相反，货币体系并不源于商业，而是源于政治。具体地说，是中心等级们开发了货币体系以便扶植对农业剩余的压榨以及抽税。在这个千年的早期，是分封地主们在榨取这些额外能量，在多数情况下，农民来到一个城市的集市出卖产品并不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而是为了换钱，向地主们交租。这样，奥顿的想法就有一定的用途：货币流动规定着（禁止或强化）能量流动，特别是当货币流动可以逃避国家的完全控制。
对货币最好的界定就是把它看成是贸易的一个催化剂或刺激因素（当货币缺失的时候，还是贸易的禁止者）。 物物交换相对而言是不充分的，对于彼此之间的互补性需求，人们只有等待。一个人有的正是另一个人所需的情况毕竟不多。但是，当一种物品是被高度渴望的时候，它会很容易地被放回循环，因而担负起货币的作用：盐块、贝壳、珊瑚、象牙—在现代监狱里，甚至香烟，都有类似的功能。诸多被渴望的物品中那些能够同时承担货币功能的东西还需要容易流通和迅速流通。一旦这样的自我组织性的货币出现，补偿性需求可以被长距离满足，也就极大地强化了市场交换。通常，在自发性货币的旁边一定还存在着货币体系，存在着代表不同面值的同质金属币的等级。而这样的体系不是自我组织的而是由精英规划和执行的。计划性货币，自从它在古埃及诞生，就在使用金属作为它的物质载体，因为金属币可以被量重、测量、统一制作、标准化。
当这两种货币—计划性的和自发性的—相遇的时候，标准化的货币很容易胜出，引发自发性货币贬值、阻止其流通、造成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不停地出现，尤其是欧洲开始向世界殖民以后。但在这个千年初期的几个世纪里，情形还是相反的：早期欧洲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伊斯兰的殖民地，伊斯兰帝国不仅有着相当发达的货币体系，还发明了许多信用工具（从对票到汇票到支票）。如布罗代尔所言，“如果说欧洲最终完善了自己的货币，那是因为它不得不去推翻穆斯林世界的统治”。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其它欧洲中世纪大城市开始制造它们自己的金、银、铜币，欧洲的贸易量也开始上升。从此，这个新的流，催化并控制着能量流，一直在加速欧洲历史的脚步。通过扩大矿产由此增加金属储备，货币流可以自身得到强化，或者还可以通过加快循环过程得到强化。货币的这两种强化方式，通过量与速度，彼此是相互作用的。因为“稀有金属变得充足之后，硬币也会很快易手”。
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能量与货币催化剂流动的强化，助动了欧洲城市的加速发展，使得构成欧洲外骨骼的绝大多数城镇进入了一种激流状态。虽然金钱的大量积累产生了新的商业等级，一个颇有收获的结果是中央国家权力的削减，和同时城市自主权的增加。正是流动本身的强化—而不是什么“欧洲人人格”（比如，会盘算或节俭的精神）特有的东西—保证了市场与指令性成分合适比例的混合，并形成了自动-催化的效力。但是，还要加上一点，虽然这一点将超越对市场（和官僚）作为对稀有资源进行分配的概念认识。
要说明白这一点，这里要用一下最近由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 North）发展的理论。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市场中，不仅是资源在易手，易手的还有产权；由此，市场不仅扶植着简单交换，也在扶植潜在的复杂交易。后者涉及到一堆“隐藏”成本。“隐藏”成本可以包括为保证一个产品的质量、促成交易、执行合同的能量与技能。在一些中世纪小型市场里，这些“交易”成本都是微小的，交易执行的成本也是微小的：通用诸如彼此报复的威胁、驱逐、行为准则、以及一些其它非正式约束基本上能够保证一个市场顺利地运行。但是当贸易的量与规模强化之后（或者性质发生了变化，比如对外和长途贸易），就需要新的制度性规范以及规章去规定资源的流动，包括对重量和尺寸的标准化、以及在商业法庭或国家法庭中使用书面记录等。诺斯的主要论点是，当中世纪市场增长和复杂化之后，它们的交易成本也上升了；如果没有一些制度性的规范和组织来降低这些交易成本，西方贸易迅猛的强化趋势就会停止。根据诺斯，贸易中的“规模经济”与合同执行中的低成本性，是相互刺激的。
很多制度性规范是以非规划方式出现的—例如那些跟习惯法与行为的非正规准则有关的规范—然后，在中世纪的城镇中缓慢地“沉淀”（sediments）。而另外一些规范，比如报价表的印刷和海运保险制度，则是有意引入的，通过改善市场信息流通或化解大宗交易的风险，这些规范是用来压低交易成本的。那些从事高交易成本贸易比如长途贸易的城市们，似乎就是诸多制度性发明的孵化器。当着这些催化贸易的“文化性材料”（cultural material，信息约束、正规法则、执行程序）有了积累之后，它们也开始通过城市环境耗散。诺斯观察到，“商人们接受了长途贸易的行为规范之后，比萨法就让位于马赛的海洋法、欧龙法（Oleron）吕贝克法（ Lubeck）融入北欧法，巴塞罗那法融入南欧法。从意大利，诞生了保险的法律原则与对票（bill of exchange）”。
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t）的视角与下面我将描述的视角之间的不同在于：在个人组织的层面之外，新制度主义似乎不太认为还有一个较大尺度实体的层面，对于这个层面我们简单地称之为“社会”或者叫作为整体的“政体”（polity）。然而，这也为我们的模型带来了过分的同质化，以为人类社会都会形成整体，形成比个体机构与个体人类更高的本体层面。相比之下，我们的模型要研究的是具体城市（而不是抽象的“社会”）中那些历史上出现的大尺度个体性实体（larger scale individual entities），而不是形成了整体性的整体（whole of totalities）。这样，就可能避免把社会统一性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在个体的城市（以及民族国家）中，是较容易看到其中的各种共同体的（communities），而且，作为一种经验，如果一个具体的城市（或民族国家）展现了高度的文化同质性，那是因为它自身就是具体历史过程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一个城市诞生和生长背后的集中或分散化决策的混合，我们能够意料到该城市基础设施在布置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程度。必须要加上一点，根据一个城市在其更大的城市背景中所担负的功能，该城市中积累起来的“文化性材料”将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均质性和异质性。具体而言，一个城市可以是一个区域的政治首都并鼓励某种程度上自身文化的统一性，以便将小镇们纳入自己的命令之下。相反，一个城市也可以是面向外来文化的大门，倡导异质材料的进入和传播，增强自身的多样性（diversity）也增强与之接触的城市的多样性。无论在哪一种情形，我们把城市看成是个体都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之间的交往，以及这些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整体。
起码从1930年代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城市群是会形成等级结构的。“中心地”体系(Central Place System)这个词说的就是城市中心的金字塔们。最近，城市历史学家侯本伯格与李斯（Paul Holgenberg and Lynn Hollen Lees）提出，在等级性结构之外，欧洲城市也是一种网络形的聚合，他们管这叫“网络体系”（Network System）。让我们看看这两种不同类型城市聚合的关键特征吧。先说中心场所理论，代表性的就是巴黎、布拉格、米兰这些区域中心之下在中世纪时所形成的城镇等级。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中世纪欧洲城镇的人口可以根据其规模和个体单元的复杂性来划分的。这些规模的分布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聚落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有关的。那些小镇在给予周围农村各种商业、行政、宗教服务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向更多样的大城市寻求地方上没有的服务。围绕着复杂性的等级层面，就把这些城镇组织成了金字塔结构。这些等级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直接和地理性距离有关，因为某一镇上的居民为了某项服务只愿意走这么远。中世纪时出现了许多这样的金字塔结构，每一个都组织起一个巨大的、多少有着明确界限的区域。通常，在这个等级中上下流通的贸易货物主要是必需品，比如食品和制造产品。
相形之下，奢侈品的流通来自别的地方。长途贸易自从上古高档品贸易开始就一直是那些处于这种中心地体系之外的城市的领地。这些城市是远方商道的大门，是一种不被距离直接限制的网络上的结点。例如，很多欧洲的门户城市都是海洋港口，通过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彼此相连着（也被隔离着）。根据侯本伯格与李斯的说法，这些城市中心形成的是一个网络体系：
“网络体系有着许多不同的特质，补充着中心地体系。与其形成一个同类中心的等级性定位—主要区别只是提供服务的多或少来划分的，网络体系代表的是对功能上互补的城市和城市聚集地的整合。一个城市的关键性系统特质是其结点性，而不是中心性。。。因为网络城市们很容易通过距离来操控，一个城镇的影响力跟相连关系的关系不大，甚至跟其在领土上正规的指令作用关系不大。在一张传统的地图上，网络体系的空间特征是看不出来的：诸如贸易路线、交接地、门户、关口等”。
从事长距离贸易的城市形成的并非是一个城镇的等级而是一个网络，一个将互补性经济功能交织在一起的体系。但这也不是说，所有在网络结点上的城市都一样重要。某些经济功能（特别是那些提供发明的功能）在一个网络中会形成主导的核心，而其它的城市（例如，生产任务的路线）则代表着边缘的地位。不过，网络体系中的核心与中心地体系中的金字塔尖还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贸易路线上的贸易强度发生变化之后，或者当奢侈品（比如纸和糖）变成了必需品之后，网络核心城市会彼此替代：“因为这些城市只是一个网络中的环节，通常都不是产品的资源地或最终使用地。在某种程度上，当贸易路线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先后的核心城市序列（从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这两套体系是共存的，所谓区位中心的城市通常在网络体系的中间地带（或辐射范围之外）。
地理中心体系和网络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各自所促成的文化结构。同其它结构一样，原材料（这里指文化的习惯和规范）也需要缓慢地积累和整合，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多少稳定一些的联系。等级建构倾向于在材料凝结成金字塔之间先通过一个均质化的过程，而网络结构突出的是异质化的要素，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加上一个统一性：
“在一个层面上，中心地系统适用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地方长期居住的同质人群。国家首都将基层俗民文化提炼并正规化、然后把文明过的东西反过来注入地方生活。。。[与之对比]，网络体系下的是大都会生活的飘摇、城乡之间核心与边缘之间明显的文化断裂。。。核心价值和技术直接叠在传统的边缘地带上，既不整合也不渐变”。
即便是在民族首都的出现之前，通过诸如书的印刷和教育，中心地系统等级中的主导城市就已经在区域的层面上实施他们的同质化了，把地方文化转变成为“大传统”。而在另一方面，门户城市却在帮助传播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异质元素，威尼斯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是它将东方的产品、技术和建筑介绍到欧洲来的。后来，网络体系里的城市又开始宣传人本主义、启蒙、激进思想和理念，为那些受迫害的思想家们还有禁书们提供避难所。通过这两种不同城市体系的“文化性物质”的流通和加工，在长线，与城市居民本身的观念具有了同样的重要性。当然，后者是一个混合体里活跃的要素，一旦心理结构成型，它们就会影响决策的动力，并因此影响能量、货币、知识和思想的流通。但是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整个过程并不是什么人的脑袋里存在的某种精髓散发出来的结果，更不是“理性”精髓的现身。
在克里斯泰乐（Walter Christaller）1930年早期创造的中心地理论版本中，把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高效决策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优化理性”）。克里斯泰乐的模型也假设了一个没有阻力的世界，不仅地理条件没有不规则性，财富、权力也是均匀分布的，还有对城市服务的需求程度以及人们获取服务所情愿付出的出行时间都被当成是固定的要素。在这样一个线性世界里，让不同的中心对某一服务自己安排出最小的出行时间然后将它们的集体收益最优化或实用化，不同等级的城市空间分布就出现了。而在非线性的城市发展动力模型中，比如阿兰和丹德里诺斯（Peter Allen and Dimitrios Dendrinos）的模型里，城市模式并布来自某些知晓全球性的优化者（比如超级理性的人类决策者们可以实现出行成本最小化），而是来自城市之间合作和冲突的动力，关乎的是中心的增长与衰退。在这样的模型中，城市聚居地是靠着吸引周边农村人口来增长的，它们对移民们提供的吸引力是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当然，同时也提供着堵塞和污染这样的恶劣条件。虽然原则说会同时有几个城市公平地享受这些人力资源，然而，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其中的某些城市会以其它城市为代价进行自我增长的，而且大城市总是倾向于打压附近的同等规模城市。甚至，共存的城市中心之间如果出现了某些稳定的模式，常常意味着城市之间直接交往的弱化以及频率的削减：过多的连接性（比如模型中的每个城市都会与另外一个城市发生联系）带来的是不稳定的模式，一个等级中同级城市之间交往的减少带来的反而是稳定性。
有关非线性城市动力的现代研究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阻力（资源的延迟、瓶颈、冲突、不均匀分布）在促成自我-组织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因此，从我们的模型中将它们抹掉（比如，通过提出所谓的优化理性）就会自动地放弃了捕捉真实动态效果的机会。当我们思考管制通过城市的各种能量流的制度性动力时，这个洞见变得尤为重要：市场和官僚。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型里，市场的经典形象就象克里斯泰乐的城市模式。市场操纵世界的时候毫无阻力、而且垄断也不存在、交易人都有完全的预见、都能介入便宜和无限制的信息。斯密的模型（或者确切地说，它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变种）还缔造了这样的模式：它会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供与求的关系会达到一种优化的平衡，也就减少了多余的浪费或不足。这种市场动力当然只是一种虚构。然而，时至今日，现代线性经济学的核心仍然是这样一种图象：自私的交易者在交往之中释放出一种“理性”的自由市场动力，对于稀有资源的各种使用达到一种最佳的方案。
对于市场动力的非线性研究，相反，强调的是决策中不确定性的作用以及信息收集必定的成本。不完善知识、对反馈的不完全判断、有限的记忆和回忆、解决问题技能的匮乏带来的理性形式，并不是决策的优化，而是彼此冲突着的条件下的多少满意的妥协。这种“有限”理性或“多少满意”的理性，在很多情况下，来自常识和其它适应性行为模式。这并不排斥那些交易人的期望、需求、行动之间会存在某些连贯性，但是，这里提出的是，对恰当信仰形成的动态解释，而不是要简单地假设存在着一种静态形式的理性。还有，它强调市场上的经济交易人的反应不是同一的，某些交易人会比其他交易人来得更有一致性，而且，人们决策的合适性也是时好时坏的。
有关市场动态的非线性模型跟斯密的模型的确都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与其假设市场会归于某个静态单一的平衡，非线性模式允许稳定性的多重动态形态。比如，市场可能会陷入一种循环性平衡状态，即动力使市场进入一种周期性的增长与萧条。因此，市场既是自我-规定的，也是无-优化可言的。当我们考察中世纪市场的时候，上述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中世纪市场必须面对的不仅是无完整预见的后果，还有一堆其它的非线性因素：农村的某些环节在生产中无端抽层、匠人投机叫卖他们的产品、货币供应影响到价格，等等。然而，十二世纪后，整个欧洲的价格开始统一升降，这是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标志。这样的集体性振荡、这样的跨越中心地城市和网络体系城市的大规模节奏性呼吸，现在是能够用非线性模型来解释了，这里，有限理性的障碍反而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有人在这里会认为，困扰中世纪市场的这种次优化性（suboptimal）的妥协源自它们决策过程的分散机制。但是，即便是对中央化的官僚体系，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在集权的官僚制度中，那些个正规的计划和明确界定的目标看上去好象是一种优化理性的结果。但是，这里同样，决策是在一个充满不定性的世界里进行的。任何一个有关信息处理、规划和控制的真实系统将永远不会最佳，而是只会实际，用老套路对待重复出现的老问题，或者是对没有预见的事件采用救急的战术。某些流入或流出城市的物质和能量—中世纪的各层权力应该去管制的流们—受到了更多的注意，而另一些，则被忽视了，或错误地管理了。比如，十三世纪的伦敦已经有了一套具体的官僚机制来控制城市里的水；但是从没有人管理从城市里排出去的废水，直到十九世纪。而伦敦的污水危机从1370年始，就是一个不断爆发的老毛病。直到泰晤士河已经脏到不能再脏以至于河上的臭气能让议会中断的地步，污水的问题才被面对。此前，污水管理只是被动的、无规划的、局部的—毫无优化可言的。
所以，要了解决策在形成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决策多多少少的理性特点，而是许多互动决策者之间的动力（集中的或分散的动力）。从这些交往中（具体的官僚、个体化的市场）发展而来的等级与网络反过来也会变成其它同质或异质结构（首都或门户）的元素，反过来继续形成中心地和网络体系。在每一个层面上，不同的线性动力产生、在各种可选择的稳定状态中获取自身多种不同的平衡与分裂。自此，个体决策虽然重要却只是一个混合体中的一个要素，只是在某个程度上影响并与动力互动。
但是即便在个体的层面上，重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心理结构（理性），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技能、经验、套路，也就是说， 重要的是能够在城墙内、在一定的时间内积累起来的“文化性材料”。的确，很多前工业城市都可以被视为巨大的技能和手段的储存库。这些城市积聚了来自周围农村的匠人，他们掌握着非常丰富的本事和手艺，而且他们还常常努力着去向他人那里偷取这种“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为了保持和增加它们的储备，城市在吸纳匠人的同时，还吸引着各种专业人士，他们带来的是能够被教授或模仿的技能和程序，于是，位现有的储备注入了新的东西。当这些“文化性材料”积累的同时，它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混合着，形成了新奇的网络和等级。
一方面，许多城市的统治精英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建立了行会体系，借此，他们将城市里的所有行当都组织了起来。每一个行会将某项手艺的技能汇集起来、通过规范培训方法与认证程序将技能的传播同一化。在技能积累并开始彼此交流的同时，手艺也开始多样化与多元化：“在纽伦堡。。。金属生产行会。。。早在十三世纪初期已经细分成几十个独立的专业和行当。在根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佛罗伦萨，同样的过程都发生在羊毛工业身上，如同在别的地方那样，此时的羊毛纺织业已经变成了许多行当的组合。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十三世纪的兴旺来自劳动分工的繁荣”。在另一方面，当专业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行当之间的交往也在增加，由此带来的是小生产者网络的诞生。这些小生产者网络，如城市批评家简.雅格布斯（Jane Jacobs）所称呼的那样，是“小企业的共生集合”（symbiotic collection of little enterprises）。
当着网络体系结点上的大型门户城市与中心地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城市忙于界定行会等级和越来越严格的规章之时，居于中间地带（还不至于因为规模过小沦陷为核心的服务区域的那些地方）的那些城镇们却忙着雅格布斯所说的“进口-替代动力”（import-substitution dynamics）。与其简单地用原材料跟大城市交换其加工完的成品，小镇上的工匠们开发了逐渐用地方产品替换进口品的必须技能。这些新型的、还缺少规定的技能，当它们因为功能上的互补性彼此结合之后，反过来，开始形成网络。
这些中间-地带的城镇的市场动力是自我-刺激性的，因为，替代某些进口品所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新的进口品，然后反过来就带来新的一轮替代物生产。如雅格布斯所说的那样，这些中世纪的小城镇、这些小生产者，“永远都在为彼此生产着新型出口品—钟、染料、纽扣、草纸、针、彩绘柜子、陶瓷、刷子、刀具、纸张、筛子、甜肉、丹药、锉子、草耙、六分仪—然后，又在用各自的地方生产品去替代它们，然后，变成了更多新发明的常客”。雅格布斯描述的是生产这些卑微用品的自动催化动力。正是这一动力，使得一个小镇上的进口品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临界规模时候，就产生了分叉，带来的新一轮的爆炸式地对进口产品的替代过程。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发明不一定要很风光或看得见；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新技能和网络的复杂化。
对经济的网络动力的计算机模拟表明，在复杂性处在某个关键层面时，在网络那个相互交织的功能系统之中，就会出现所谓的“工业起飞”（industrial take-off）。雅格布斯收集了各种证据试图说明欧洲在第一个千年的转折点上就出现了这种经济的起飞。那时，君斯坦丁堡处在城市等级的塔尖上，威尼斯（只是在十四世纪，威尼斯才成为网络体系上的一个核心大都会的）只是君斯坦丁堡诸多卑微的服务区域之一。威尼斯人把原木和盐卖给首都（君斯坦丁堡），然后换回加工产品。但是在十一世纪时，当本地的小生产者网络开始在本土生产地方产品去替代先前从君斯坦丁堡进口的加工产品之后，威尼斯的经济开始爆炸性增长。因为开始时威尼斯的产品相对于首都产品来说还太过粗糙和原始，威尼斯只能将这些新的剩余产品贩卖到其它落后的地区。（这样，这类自我催生涉及到的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群城市）。这样，威尼斯的经济开始起飞，并把这个城市送上了主导中心的地位。现在，因为进口威尼斯产品的小镇们同时拥有多种技能的储备，它们自己后来也开始创造自己的进口-替代网络。安特卫普的情形就是这样，它开始的时候只是威尼斯的一个羊毛供应地；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安特卫普自己也变成了网络上的一个核心城市。伦敦则是等到了十九世纪，才变成核心城市的。但自中世纪起，伦敦就已经开始生产皮革产品去替代西班牙科尔多瓦的进口品了，并把这些进口替代品贩到其它落后城市去。
在我们有关中世纪欧洲的自我催化过程的单子里，一定要加上这类小镇间沸腾的贸易。而大一点的镇生产的是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用品）、涉及的是大公司（而不是小生产者），走的战略是不依靠多样技能，就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激流动力。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新型贸易的繁荣、以及随后的专业微观化，通常是贸易等级低层的特点。中世纪以及后来几个世纪的大生意，有着自己不同的动力，它走的道路是相反的。“即便是一个售货员发了小财之后都要变成商人，也就是立即从一个专业化的情形转移到非专业的情形。。。然后去服从上一层次的交易规则。变成并能够保持做一个批发者实际上不仅意味着有着更多的权利，而是处理尽可能多的事物的责任”。
非专业化带给这些早期资本主义者的好处是“流动的自由”（freedom of motion），允许他们去处置那些能够带来高利润的任何物流，并在利润发生变化之后具有介入或退出的自由。这种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选择自由贯穿了整个千年。那些一旦进驻了高层次贸易的商人、金融家（后来还包括实业者）从来都不会入侵低-利润地带。需要大量资金的奢侈品市场除外，食品的生产与加工一直无人问津，直到十七世纪。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交通上、铁路行业上、建造工业上，直到我们这个世纪还较少被问津（工厂和公共建筑的建设除外）。如果我们加上零售业，我们就会看到，大型商业等级（和它们集中化的决策）很少介入那些对一个城市中心来说日常的必须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直到最近。
即便是今天这个巨型跨国公司的时代，商业混合体中的指令性成分也不是百分之百。经济学家加布里斯（John Kennedy Galbraith）曾经在自发经济活动（市场）和计划经济过程（大生意）之间划过明显的界限，他的估算是，今天，近半数的西方经济已经被资本主义等级所占领。另一半则是低-利润地带，所以，那些等级体系们才情愿放弃这一市场。加布里斯还说，赋予资本主义流动自由的是规模经济，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跟批发业有关，而与零售关系不大。大公司更有能力消化振荡、摇摆，并更有能力去制定计划和战略去在某种程度上从市场那里赢得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操纵市场动力的能力。
这样的思考使得布罗代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我们不应该立即就假设了资本主义已经拥抱了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这个社会肌理上的一针一线。。。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从头到脚已经被组织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相反，。。在资本主义和它的反主题 ‘非资本主义’之间，一直还进行着活跃的辨证对话”。布罗代尔接着加了一点，的确，是那些小商店的肩膀，把资本主义扛上扛下的，“市场和交易的低层存在着巨大的创造力。。。这个低层，没有让工厂或组织的规模所拖累，是最容易适应的；它是灵感、即兴甚至发明的温床，虽然早晚它那些最棒的发现都会落入资本的手中。第一次棉花革命不是资本主义者带来的，而是来自小生意的公司。
而在政治的两极上，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则共享同一个错误理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早期是竞争性的和遵从市场动力的，而晚期在二十世纪才形成了垄断。但是，从十三世纪开始，资本主义者就已经进入了多种非竞争性的实践了，以便获取大量的资本积累，而以往，这样的情形只在贸易高端发生。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早期中世纪交易会、来自欧洲富人们的聚会点，就是一种网络的等级化，占据高端交易的主要是奢侈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无论是奢侈品的长途贸易还是贵重金属和信用的世界，都没有供-求的绝对统治。相反，在这些领域里的大部分获利主要来自通过多种非竞争手段达到的对市场动力的操纵。当然，在富商和豪门之间是存在激烈竞争的，就象今天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一样。但是，寡头之间的竞争与小生产者和小贸易人之间“无名的竞争”是根本不同的。
从中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不仅个体生意会致力于垄断活动，整体的城市也会，甚至城市群也会。通过非竞争手段，一个城市可以帮助它的商人和金融家、在外来竞争中保护他们、在城池内部刺激货币的积累。那些控制着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的中世纪城市们就曾通过对市场的操纵为它们自己的增长融资，它们对某些流动设立了专项管制，比如，威尼斯对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地区的丝绸和香料的控制，吕贝克对盐的控制。通过武力征服和管辖，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就垄断了奢侈品，并统治了周围的城市，不仅是服务于自己的小镇，还有那些大城市，比如米兰和佛罗伦萨。在北方，在十四和十五时间之间，象吕贝克和布鲁格斯这样的城市组成一个城市群网络，叫做“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没有中心决策。在这个网络所能监管和依靠的经济势力范围内，这个同盟进行了垄断，把之间的小镇一网打尽。
稍后，我们会再回来说说其它形式的市场操纵—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它们是中世纪以来某些商业制度的主要特征。现在，很显然的是，我们不能假设（象某些政治谱系中站中间或右派地位的经济学家们做假设的那样）市场力量是可以抛弃的或只能服从于某些过度垄断的畸形性的制度来研究的。但是某些来自左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理解也有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那种基于生产方式的线性进步经济史中的目的论最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布罗代尔是和德勒兹与瓜塔里（Gilles D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站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在欧洲出现，也可以在欧洲出现之间出现。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分裂，如果其它地方的条件成熟的话，这一阶段也会发生的（比如，在十三世纪那些穿越丝绸之路的巨型骆驼商队身上）。再有，这一分裂之后出现的制度不能被认作是取代了以前的制度的（就是，市场），而是与之共存、并没有形成一个覆盖社会的“系统”。是的，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物价就以相同的韵律振动，这也给整个大陆带来了某种经济上的一致性（有时，被称之为“世界性经济”），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混淆世界性-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都形成了一致性的经济圈（可以与欧洲媲美），却没有带来资本主义。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被对“资本主义”一词的多种使用（如“自由企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最近，又如“世界性-经济”）加深了，使得我们很难给予经济动力以客观的分析。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将“操纵市场的力量”也作为资本主义意义的一部分包容进来，并剔除其中的目的论成分。但是，如科学哲学家们所熟知的那样，当一个理论开始用临时性的方法来重新定义自己的概念以便适合最近出现的反例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理论已经达到了其使用价值的极限。这么看，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新词来取代它，这或许是为什么布罗代尔使用了“反市场”（antimarkets）一词，指的正是工业制度和商业人群中的某些部分。
除了垄断—最明显的方式是操纵供-求关系—之外，前工业的反市场还用其它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统治和积累。例如，从某个厂家直接用低价买来的东西被存放到大仓库里，一直等到市场价格升到期待的水平。市场价格的上涨是有着自己的原因的，比如在战争时期。但如果价格并不上涨，拥有大量储备的商人们可以人为地推动价格，比如，对某种产品进行一定的高价购买（或相反，通过低价抛售打压价格）。长途贸易则是另外一种克服地方市场限制与法则的途径。就贸易量而言，相对于中世纪市场上流通的普通产品量来说，奢侈品的长途贸易量是微小的。但是它在强度上的匮乏却在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
“长途贸易肯定要赚大利润：毕竟，这是两个遥远市场之间的价格差，供与求都无法知晓对方，只能通过中间人来接触。这个市场的竞争只有当这样独立、不联合的中间人过多时才会出现。如果，时间很久竞争没有出现，如果高额利润在某一端发生了削减，就可能出现新的贸易路线和不同的交易商品。如果辣椒普及了并贬了值，那还有茶、咖啡、花布排队等着去变成主角”。
这就是标志着反市场的流动自由，一种由巨大的信用变成的自由。就象原始或金属货币是小型商业交换的催化剂，信用是反市场交易—批发和长途贸易—中的巨大加速器。信用代表的是又一种自我催化或急流的动力，推动着前工业的欧洲城市超过了它们的东方对手，并使欧洲最终统治了世界。信用（或者确切地说，复合利息）就是爆炸性、自我-激励的增长的一个例证：钱生钱、一种令许多文明严禁的篡夺的罪恶景象。欧洲商人们绕开了这个禁令，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对票”（bill of exchange）的东西，开始是一种长途贸易的付款形式（从伊斯兰学来的）；当它在交易会与交易会之间不断循环之后，它们的回报率掠夺性地增长着。（在流行对票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危险，但这种伪装过的掠夺形式被教会体系容忍了）。信用的流动—以及围绕着信用流成长起来的机构制度，比如银行和股票交易—对来自上端的自我-维系的经济增长相当关键，它也是早期反市场机制垄断到的又一种流。
说回欧洲城市史，1300年后的城市扩张减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新城出现的数目明显降低，同时原来各个级别的城市规模全都有所增长。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里，很多小镇消失了，只有较大一点的城市在继续增长。在某种意义上，长期的萧条也是一种淘汰压力，选择的是大者，并在混合体中增加了指令的成分。同时，在先前由中心地体系组织的地域里，第一批民族-国家开始了整合。某些主导城市变成了民族首都，它们吞并和清肃了周边的地带。原来网络体系上的门户城市丢掉了某些原有的自主权，但依然增长着，并变成了沿海大都会。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较少新城诞生，城市中的现有人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都城市和大都会城市，容纳着众多而密集的人口，渐渐成为欧洲城市结构中可见的特征。
奎里恩（Anne Querrin）给我们描述了上述两种类型大城市的若干典型特征，同时她还提醒我们，通常，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纯粹的首都或大都会都是不存在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混合体。她说，一个大都会就象“一张膜，它让两种或多种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而首都就象一个分子核，它把这些社会环境都严格地组织了起来”。大都会中心的影响是跨国的，而首都是自己管辖的领土与边界的卫士和保护人。这样，前者源自海洋，后者则常是被腹地包围着。首都常常对贸易流加以限制，征税、收费，从这些流里勒索些东西；相反，大都会城市倾向于清除流动中的障碍、尽量将剥削的触角深向远方。（我们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咸水帝国主义）。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里，巴黎、马德里、巴格达、北京，都是标准的民族国家首都，而威尼斯、热那亚、科尔多瓦、广东则是典型的海上大都会。伦敦这样的城市则是二者的混合。
民族-国家的强势崛起，与同时被它们吸纳的那些城市的自主权的削弱（也包括某些独立的民族-国家），很有可能将我们先前所描述的不同形式的自我-激励动力彻底地刹闸。这并没有发生。原因是西方存在的另外一种独特的自我催化形式：持续的军备竞赛。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曾经提出，这类的自我激励机制反过来倒是来自欧洲诸国不象中国或伊斯兰世界从来不能形成一个大的均质的帝国，即便是今天，也还是各种等级的一个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网络之中，进攻性武器的更新刺激了防御技术的发明，形成了一个没有头的军备螺旋：
“这种军备螺旋早在十五世纪有关弩与胄的制造中就已见端倪，随后五十年里有关火药武器的实验也是同一个道理。这里我们要记住的是，在火炮最初诞生的时候，西方火炮和亚洲火炮在设计的效力上没有太大差异。。。但是，似乎只有在欧洲，才存在着不断改进的动力：改善火药的颗粒、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型（但有同样威力）的火炮、改进炮膛和炮弹的质感和形状、改进枪的支架和弹夹”。
这些军备竞赛带来了诸多后果。它们首先影响到欧洲的“矿物化”（mineraliztion），因为新型移动性攻击火力的出现使得大多数城市的高墙成了废物。防御工事跟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墙矮了下来，更加复杂，结合进复杂的沟渠、烽火墙、垛，还有地道。这也给城墙内的城市带来了重要的变化。1520年前，当一个城市跳出原来的“矿物质膜”向外发展的时候，一般是把老城墙拆了，再在放大的外围建新墙。但是现在，由于城墙多被建成了新式的星状体系，很难拆了重建，里面的城市只能向高空增长。在另一方面，这些新式的工事设计，以及那些促成这些工事的火力武器，开始迅速地吞噬了一个城市的财富。这就给了民族-国家很大的便宜，而不是城市-国家，因为只有前者才能维系新技术所需要的资源剥削的强化。
肯尼迪的声音只是许多历史学家大合唱的一分子。那些拒绝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最迟是1500年，中国或伊斯兰都比欧洲有更好的机会统治世界。（因此，欧洲的统治几乎就是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很多欧洲用来征服世界的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都是源自中国的发明。欧洲的记帐技术和信用工具（通常被引用来说明欧洲特有的“理性”）来自伊斯兰。因此，不存在所谓欧洲的内在性事先决定了结果，而是存在着一种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动力。在这一点上，肯尼迪赞同布罗代尔和麦克尼尔：东方过度的中央决策把激流动力控制起来，而在西方，这种激流动力冲垮了阻碍。注意，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好几个关键点上，欧洲差一点就变成了一种统一的等级。那就把急流动力刹住了闸。十六世纪的哈本斯堡帝国是一个点，后来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是这样的点。但是这些动力都流产了，欧洲民族国家们保持了它们的网络。
或许，集权最大的破坏效应在于它让东方国家过度地依赖于精英个人的技能。有时，这些技能是极端需要的。比如1566年后的奥斯曼帝国。它被连续十三个无能的苏丹（国王）统治过。因为混合体中指令性成分过度，如肯尼迪所言，“一个白痴苏丹就可能让整个奥斯曼帝国瘫痪，而教皇或罗马皇帝却不能把欧洲怎么样”。同样，中国对外的窗口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被精英给关闭了。这个关键点就是，通往世界统治的秘密就是征服海洋，以便在长途贸易中获利并为殖民过程提供能量和物质的流。
中国曾经在海军备战中领过先，并在1405年率先探险了印度洋，中国的“最大的船可能有1500吨的运力，而达迦马的旗舰—还是该世纪末—只有300吨的运力。中国的这些远洋航行的任何一点都超过了后来的葡萄牙的能力。船多、炮多、人多、运力多”。然而，中国僵化的精英们冷落了外向的政策，把整个国家关了起来。如果中国的远征能够继续的话，“中国的航海者可能就会绕过非洲在航海家亨利王子去世之前就发现了欧洲”。而欧洲的诸城们可能就会变成这个遥远帝国的殖民地和供应区。
这些就是过度集权带来的危险和错失良机。欧洲的某些区域（西班牙、奥地利、法国）曾经走上了这个方向。当这些地区的首都城市越长越大之后，已经变成了消费和限制潜在竞争城市的低效大城市。那些统一后的民族国家把首都选在海上门户者在承担首都功能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保持自己的自动催化动力。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不列颠、荷兰统一省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象网络体系中的老核心一样（威尼斯、热那亚、安特卫普）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都是海洋城市，与海洋不断的接触（比任何一种所谓的英国人文化或荷兰文化特征更重要）鼓励和维系了它们的精英向外看。在西班牙甚至中国，其实都有可能有类似的机会：
“1421年，中国的明代统治者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中国巨大的世界性-经济永远地调了头，告别了原本容易基于海上贸易的经济活动形式。一个新的地锁型（landlocked）大都会被深陷在内陆，然后把所有一切都向它拉去。。。1582年菲利普二世做了一个相似的举动。在西班牙政治统治欧洲的高点，菲利普二世征服了葡萄牙，然后为政府选址到里斯本待了三年。。。从里斯本看出去是海洋，是一个可以统治世界的地方。。。而1582年从里斯本撤走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可以控制帝国经济的位置，而把西班牙的权力锁到了马德里，一个卡斯第尔的地锁心脏—致命的错误！在经过多年的准备之后，不败的阿曼达[舰]终于在1588年驶入灾难”。
虽然欧洲精英和非欧洲精英都早就知道海上霸权的重要性以及长途贸易所具有的丰厚利润，但是只有那些经常与海洋打交道的人才会坚信应该去捕捉海上那些信风和湍流中带来的巨大能量和收益。海洋与大气所形成的是非线性动力系统，其中的太阳能比植物光合作用中的太阳能要多出十倍，而供给过去文明密集化的能量也还只是植物能中的一小部分。海洋和大气的巨大能量储备推动着各种各样的自我-组织结构：旋风、飓风、压力槽和对于人类历史更重要的风路（wind circuit）。
这些风路中的某些，比如季风，曾经是亚洲海域里几个世纪中所有帆船远航的动力，也是许多社会的时钟，一种周期性的节奏。有半年的时间，季风是向西刮的，另外一个半年是向东的，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能够从陆地上认识的季节性气候系统”，也成了很多经营海上贸易的亚洲城市中决策的一个因子。在那些与季风有着接触的城市中心里，人们不断积累着有关季风动态行为的知识、并开发着通过风帆捕捉能量的技艺。在地中海的港口与都市中心里，人们也同样积累着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这些技能却不能够掌握一个后来改变了整个千年的风路：就是那个由贸易风向和西向风构成的巨大的“双向传送带”，也正是这个风路把欧洲人送到了新大陆，又把他们带回来。驯服这个风带的能量并把整个新世界变成欧洲城市增长的丰富燃料供应基地，需要某些特别的技能。这些技能由那些面向大西洋的十五世纪的欧洲城市们积累着，尤其是在里斯本。
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加那利群岛之间宽阔的水域上，有一个类似的小型双风带。从欧洲到加那利的航线是直的，但很难原线返回，因为是逆风向。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绕开逆风—这也是地中海或印度洋口岸来的水手们从来都没试过的—然后寻找一个反向的风带。这种来去不同路的策略是由里斯本的水手们发现的，他们叫它volta do mar。后来，这一策略又被一个热那亚人用到寻找东方的西向航行：
“向外航行时使用不同的贸易风向，然后是volta（螃蟹一样地横向划向西北）进入西风带区，迅速并入西风流中把它作为助动风。。。这种贸易风带的不同使用拯救了哥伦布、达迦马、马吉里的赌博，使得探险没有变成自杀。水手们感觉到他们可以靠贸易风外出，靠西风带回来。但是那个时代的水手们可能对双向风带还没有比较正规的了解。可能他们还没有从原理上掌握这种技术；毕竟，水手们要做的是在大海上抓住有利的风向，而不是去探索自然的法则。但是，人们思想的主导模式逐渐成熟起来，去符合风的主导模式。伊比利亚的水手们用双向风带作为一个模子，跟着它，把他们的轨迹画到了亚洲、美洲，然后整个世界”。
正是与双风带小型模型的日常交道促成了这些技能—加上此时门户城市中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源—使得掌握大西洋海路成为了可能。当这些知识被传到其它大都会之后，那些脱颖而出成为后五百年霸主的民族国家是那些能够容纳这些外向城市、并把这些城市作为自己内部发动机的国家。那些国都深陷内陆的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陆地交通的困难、远距离独裁的滞后、以及城市模式的等级化，都是这种代价的一部分：
“虽然征服者、贸易者、殖民者插上的是他们政府的旗帜，真正控制领土扩张的只是少数几个港口城市。[门户]城市们与海外定居点间建立了自己的关系，而且还彼此建立了关系。这些关系甚至超过了它们与身后领土的关系。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城市构成了一个强势贸易网络的核心，它们的港口指使着世界，通过这些港口还有海外的门户形成的是掠夺和巨大的领土扩张”。
虽然我在此处试图给出的城市动力分析仅仅是张草图、也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影响城市的历史因素，但是，上述分析所希望的是关注人类历史中非线性科学所扮演的角色。最最重要的是，非线性模型表明，能量流动达不到某种强度，文化或自然系统就不能能够获得自我-组织的资源—这些资源是由内源性动力推动的稳定状态们（吸引力）以及状态之间的过渡（分岔点）所组成的。第二，非线性模型表明，由物质-能量流动生成的结构们如果一旦成型就会反作用于这些流动，去限制流动或强化流动。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结构们可以扮演这样的催化角色：比如，城市自身基础设施的矿物化、固化城墙内生命的组织（集权或分权）、流入流出城市或在城市里积累的其它各种文化性材料：技能与知识、金钱与信用、正式法规与制度性规范。第三，城市（后来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反市场对抗也对这些流们造成了催化性影响。正是这些催化剂之间相互的作用（自我-催化或彼此-催化的关系），在一个不断强化的能量流动的背景下，把欧洲推送到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潜在对手的前面。
如果这些基本的洞察是部分正确的话，人类文化与社会（被看作动态系统时）跟大气和水域中的自我-组织过程（风路、飓风）没什么区别。或者说，跟熔岩与岩浆没什么区别，熔岩与岩浆也是自我-聚合的地质构造传送带，并在千万年中造就了已经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地质特征。从能量流与催化流的视角看出去，人类社会真象熔岩流；所有人造结构（矿化的城市和制度）真地就象山与岩：是历史过程将物质沉积硬化、塑形。（当然，还有许多方面，我们很不象熔岩与岩浆，这些差别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同时，当我们探索这个千年最后的三百年时，这样一个对待人类历史的“地质”方法也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惊奇。在这几个世纪里，曾经推动欧洲达到世界颠峰的城市人口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在1000年到1300年间，能量流动的高度强化触发了城市建设的提速，五百年后，化石燃料的使用带来了新一轮的能量流强化，并戏剧性地改变人口构成，再次加速新城与新形态的诞生，比如被工业等级控制着的工厂性城市：一个真正的矿物化反市场出现了。
陈寅恪先生曾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按照我的理解，意思就是，不能忽视历史的前 提：社会、意识、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事件的发生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超然”和“客观”，忽略甚 至抹煞了这些具体的前提，所以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就好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为什么没有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向发展呢”？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creating a Twitter app for Mac is exactly how to build the timeline interface. Not the design, although that’s very challenging as well,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imeline since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your app. Beak used a Webview because when I built it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AppKit or custom interface drawing. It’s good for when you’re just starting ou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build great apps, you’re going to eventually need to learn how to draw things natively.
